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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竞体育尼山论坛|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规律:以齐鲁书风为视角
摘 要:中华文化是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其中孕育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和书法资源,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提供了深厚的学理支撑与艺术价值。因此,研究齐鲁文化,阐发齐鲁书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将以齐鲁书风为视角,阐述其在中华文化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规律,并总结出齐鲁书风当前所面对的现代化挑战与文化适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期为未来齐鲁书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2023年6月,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对现代化的浪潮,文明传承与创新都是相互维系、互为前提的文化使命,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只有正确领悟与明晰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才能把握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华文化之所以未曾中断,正是因为一方面坚守传承,另一方面创新创造,才得以历久弥新,赓续至今。一直以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齐鲁书风更是如此,因文明传承而兴,因文明创新而荣。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中有泰山,东临大海,自古为齐鲁之邦,礼教之乡。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早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书法艺术元素。齐鲁书风依傍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得以发展,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融合性多重属性,形成了齐鲁书风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的审美风尚。
齐鲁书风的起源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胶东半岛地区的东夷先民善于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大千世界以陶塑形式展现出来,创造出最原始的刻画符号20余枚,约有8种个体,主要包括日、月、云、山、海、斧钺、树木、王冠等象形元素。部分刻画符号频繁出现说明这并不是随机或潜意识的行为,符号的绘制是先民用来记录事件和总结自然规律的一种象形思维方式。甲骨文是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所以在甲骨文产生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些其他不完善的记录方法作为探索和尝试,这些刻画符号被学术界认为是早于甲骨文的雏形,与文字的起源密切相关。齐鲁学者逄振镐在《东夷文化史》中明确提及:“其中有的与甲骨文颇相似”“与我国后来正式文字的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目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有的已经被学者释读,既使齐鲁大地成为中国汉字与书法传承有序的典型代表,又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齐鲁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地,齐鲁地域文化圈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由于齐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造就了农、林、牧、渔、商多样一体的复合式经济结构,是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同时,开放的文化氛围和稷下学宫的创设让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的核心区,从而创造了新型的齐文化。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莒、任、薛、倪、杞、纪、祝等周边诸侯国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齐系书法系统,文字中装饰性笔画是齐系书法的一大特点,透露出一种凝重又儒雅的气质。齐文化特征在书法上得到生动表现,文采与质朴兼而有之,是齐国书风独有的鲜明特色。作为以农业为国家支柱产业的鲁国,具有农耕文化的特质,国家大部分时期遵循“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策略,保障百姓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稳固宗法农业的社会,周室的礼乐制度得到很好地推行。礼乐传统熏陶下的鲁国人民,文化风气保守,至孔子创立儒学,遂使鲁文化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本分”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安分”。鲁国书法得到鲁文化的浸染,尤其是《论语》中有关社会功用和艺术审美的思想,顺承了“中庸”与“中和”之美,书风既古朴稚拙又平和中正。
山东地区的秦汉碑刻是齐鲁书风独树一帜的代表,其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所以在秦和两汉时期的作品更具有绝对优势,共同构建起齐鲁书风的壮丽殿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彰显自身的统治地位,歌颂儒家“行同伦”的教化,决定在一些重要山川要地开展撰文、刻石、立碑的行动。于是,由秦丞相李斯亲笔,在齐鲁地区使用秦小篆字体刻制多方纪功刻石,像《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琊台刻石》等。这些刻石虽历经两千余年风雨沧桑,但原石中体现出端庄对称、规矩和谐的艺术风范,开创了中国篆书之先河,为后世篆书的取法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汉鲁孝王修建宫室时所立的《五凤刻石》,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此刻石隶形字态中交错着明显的篆书遗意,属典型的篆隶融合的书写风格,被历代金石书法学者视为珍宝。东汉隶书也是目前隶书中重要的取法资料,齐鲁地区的《张迁碑》《孔宙碑》《郑固碑》《王舍人碑》等,风格各具特色,达到了隶书发展史上的巅峰,艺术价值极高。此外,来自齐鲁民间的画像题石题记和汉简,像《曲阜徐家村延熹元年画像石题记》《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银雀山汉简》等,主要通过用笔简捷径直,结构率意自然来达到书写方便的目的。
山东临沂不仅是书圣王羲之的出生地,也是颜回四十世孙颜真卿的故乡。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与颜真卿是公认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书法家,他们如两座不朽的丰碑屹立于古代书坛之上,成为齐鲁书风形成中的两大主体因素。东晋有王、谢、郗、庾四大家族,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乃古代赫赫有名的高门望族。不仅培养了许多军政,族中成员的书法实力也不容小觑,例如王导、王献之、王恬、王劭、王珣等。王羲之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以及多元的学术观念,特别是其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使他的书法拥有典型文人书家的书卷气和意趣。孙过庭评王羲之书说:“或重若崩云,或轻如婢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依具体作品来说,《姨母帖》《行穰帖》和《快雪时晴帖》比较,风格面貌不同;《丧乱帖》和《远宦帖》比较,亦有很大反差;其他如《得示帖》和《孔侍中帖》,《二谢帖》和《妹至帖》之间,也莫不如此。可见,王羲之的有些作品在字法、章法、墨法上差别非常之大,几乎为两人所写,惟于神采之中得见相通之处,显示出书坛大家技法精熟的本领。他不光全面继承了各种书体,更重要的是在晚年潜心新体革新,书法开始随体而书,进而取代钟繇、张芝的地位。
颜真卿出身琅琊颜氏,颜氏家族教育中一直重视忠义的观念,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在中国家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颜真卿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登进士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监察御史,在位期间勤勉尽职,深受百姓爱戴,有清白之誉。清代王澍有言:“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正所谓字如其人,颜真卿的书法自幼受到父系颜氏和母系殷氏家族书法传统的熏陶,并从齐鲁地区《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文书般若经》等民间碑版里汲取营养。他的楷书吸收二王及褚遂良、虞世南等书家一脉而来,彻底开启了唐代楷书的新风。其行草书从张旭那里习得笔法精髓,将王羲之的瘦硬妩媚变为雄浑宽博,将章草之法变为饱含篆籀笔意的今草,表现出与前人书法相去甚远的鲜明特色。
自此以后,历代生活于齐鲁地区的书家们主要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继承王羲之的飘逸遒美,如邢侗、王僧虔等,他们尊崇帖学的正统并整饬了当时书坛萎靡颓废之气,推动齐鲁书风的传承;另一种则是以颜真卿为取法对象,形成了质朴厚重之风,代表人物有刘墉、铁保、何绍基、康有为等,他们的作品含蓄而不失自然,将书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这些书家不仅继承了书法的传统美,而且他们的书法实践赋予了齐鲁书法新的内涵。此外,宋代金石学的兴起,齐鲁地区以赵明诚为代表的金石学家人才辈出,《金石录》《啸堂集古录》《宝刻丛编》等相关理论著述,皆从不同程度反映出了宋代齐鲁金石学研究的成就。至清代碑学大兴,山东丰富的金石资源把金石学研究推向了,涌现了大批善写篆隶的大家如陈介祺、康有为、丁佛言、王垿等人,为本土金石书法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齐鲁书风的历史地位也因此确立。近年来,关于齐鲁金石学研究领域之广、分科更密,理论著作开始逐渐繁荣起来,远远超过了旧有金石学的藩篱,再加上实地考察和现场观摩齐鲁金石碑版的机会越来越多,对系统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总之,齐鲁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重要地域组成部分,齐鲁书风之于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文明发展和书法繁荣的热潮中,当代齐鲁书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书法实践,不仅延续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同时也促进了齐鲁书法的发展和传播,使得齐鲁书风不断创新并能适应时代要求,也保留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
魏启后作为齐鲁书风的杰出代表和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他以深厚扎实的学识、卓然不群的书风引领一代风气,在书法领域耕耘七十余年,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魏启后是一位勇于创新且善于创新的书家,他在对待古代优秀帖学的态度上不只是继承,更多的是创新。他曾提到“自古凡第一流的书法家,都是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反过来说,凡是艺术上一无新貌的,那么他也就不会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历来自成一家的,都是传统功夫极深,加上字外功夫,水到渠成地写出了自己独有的新风貌,这里面自然也就包含着技巧手法上的新的突破”。在魏启后的学书道路上,他取法魏晋经典墨迹,承继右军之韵,求变于王羲之的使转成为其打通诸体的一把钥匙。早年魏启后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之时就重视对米芾书法的学习,一次偶然机会在启功先生那里接触到《米临右军七帖》,并对此帖爱不释手,将其视为毕生学书的最高理想,可以说,对米芾书法的钟爱贯穿了魏启后的一生。然而,他不满足于完全顺承米芾书法,而是思考在学好米字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尝试将不同风格的字体与之相结合,以求创新突破。经过多年不断的修养与体悟,魏启后则融合了二王与米芾的形质,上追两汉简牍的自然用笔,从而把作品的气韵和内涵表现得更加生动。在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上突破前代藩篱,自成家数,将当代帖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蒋维崧同样作为齐鲁书风的领军人物,多年从事古文字研究和教学工作,也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鲜明的创新意识,取得了卓然不群的艺术成就。他一方面熟知已出土的金文,同时又十分关注新出土的青铜器、竹木简牍、古文字陶片等考古领域的新进展,不断将新的元素加入金文书写中,开辟金文书法新天地。在论及艺术时蒋维崧讲道:“艺术的创新,并不是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所以,他尽可能地把新发现的字运用到他的创作中,尤其是晚年,他从汉简帛中吸取大量的字形,统一而不杂乱,一改从清代吴大澂、罗振玉、杨沂孙等人以来“不脱秦汉篆书”的旧貌。明代王绂曾说:“书之为技,末之末也,胸无数百卷书,不能作笔。”蒋维崧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学术能力与人文素养。在书法教学上同样如此,他坚持以学养书的观念,用学术激活艺术,始终将文字学研究与书法实践相结合,这种教学特点的开拓性,为高校的学科建设与书法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的确,定心读书,提升学养,乃提升书法境界的不二法门。因此,技精之外,亦需要深厚的学养作为底蕴,寻求属于自我个性气质和审美理想的书路。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和文明的多元化为书法工作者带来了包容开放的创作空间。随着庞大激越的西方汹涌而来,现代主义、装置艺术、前卫艺术等样式风靡全国,长期受限的思维得到激发。书法不再仅局限于传统风格,而是开始探索更广阔的领域,注重全面挖掘和弘扬书法资源,例如文字表意功能的消解,尤其对书法笔墨意味、空间布局、线条气韵的关注,由此书法越来越具有丰富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书法艺术风格和形式出现了多种发展态势,一些年轻的书法篆刻家开始突破传统,不拘一格地广泛接受各种文化艺术思想信息,重视作品的展览效果和视觉冲击力,创作了许多视觉效果突出的大尺幅作品。紧接着,追求气势的大幅作品渐显平庸,而精致古雅的小品作品开始受到青睐,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染色做旧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用,书法作品的形式和美术手法融合,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例如,手卷和册页等作品在形式、构思和装饰上都达到了高水平,成为作品综合审美的一部分,书法表现手段进一步得到扩展。此外,国内各种展览频频突出各种书法风潮,如简牍书法、手札书法、章草、民间书法等;地域书风发展势头强劲,如中原书风、西北书风、江浙书风、巴蜀书风、荆楚书风等齐头并进,争奇斗艳。齐鲁书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当代齐鲁书家认真吸取从古至今的丰富书法资源,从传世经典到民间遗迹,从法帖到碑版,从金石到简牍,广泛取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他们或以帖入碑,或以碑入帖,全方位地借鉴吸收,扩展审美价值与容量,在多层面上不断调整提高,书法创作思维和艺术风格的创新性发展在齐鲁书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中,在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的战略指引下,齐鲁书风以坚定的姿态展现于中国书坛,在全国各类书法大展中不断开创佳绩。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当中,根据中国书法家协会公布的入展名单显示,共有965件作品入展,山东省以81件作品入展位居第二。可见,山东省的整体书法创作水平、成就、规模以及可持续性的新局面均走在全国前列,保证了齐鲁书风的生命力。基于此,面对当代书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始终扎根本土文化沃土的齐鲁书风,将继续开拓创新雅正的书风,致力于培育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近年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启动了“齐鲁书风研究传承推介活动”,通过出版专著、撰写论文、举办研讨会及展览的形式对齐鲁书风的成因、代表人物、相关历史文化及个案和群体专题研究等方面予以推进。作为“齐鲁书风研究传承推介活动”的重点项目:“山东中青年书法名家推介计划”“海岱俊峰:山东优秀中青年书法家推介工程”“启后奖:山东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大展”等,已先后在山东、海南、湖北、辽宁、浙江、新疆等地举办交流展览,出版研究专著,让更多优秀齐鲁中青年书法家得到更多关注,能够“立足齐鲁,放眼全国”,将丰富的齐鲁文化底蕴焕发出古韵悠扬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魅力。
书法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更替下从未中断,是独树一帜且生生不息的常青树。在现代化进程当中,齐鲁书风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齐鲁地区特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传统,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本土独特文化的象征,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对齐鲁书风不断地深入和发掘,必将对齐鲁地区书法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书法艺术事业的繁荣兴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的推进给齐鲁书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兴起,传统书法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现代化背景下,齐鲁书风需要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同时,适应新兴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这一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观众口味的多元化,还要与其他艺术形式和媒介进行竞争和融合。
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性变化,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设备的普及逐渐改变大众的阅读和欣赏习惯。传统书法逐渐从纸质媒介向数字平台转移,书法作品的展示不再局限于展厅和画廊,而是通过网络传播,打破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此现象虽然扩大了书法艺术的传播范围,但也对书法作品的原始质感和观赏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快餐文化和娱乐至上的观念普遍存在,文化消费趋向于快速、便捷和视觉冲击力强的内容,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也正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这种变化让需要静心欣赏和深刻理解的艺术形式受到冷落,书法艺术的受众逐渐减少。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齐鲁书风面临的重要挑战。
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文明传承创新,在传统书法教育中,师徒相传和临摹经典是主要方式,然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也对齐鲁书风产生了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下书法教育仍存在着轻基础、重高尖的“倒金字塔”现象,还有不少高校、中小学将书法课程排除在外。更多地依赖于教育机构、短视频等学习方式,存在着信息碎片化,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受众如果没有理性的分析能力,容易被流量媒体带偏,所以增强书法教育势在必行。直至今日,全国开设书法专业的本科院校已超200所,招收书法专业硕士院校近100所,山东省占13所,每年培养出大量的书法专业本科生,硕博士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现代教育,更加注重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通过数字化教学工具和多媒体资源,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和生动地接触书法艺术。例如,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实现了书法教学设备全覆盖,书法现代教学硬件设备如书写同步投影、高清扫描仪、拷贝台、智慧教室等,有利于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和教学效率。这不仅使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培养不断进步,也为书法基础教育输送出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较高的知识结构与素质、良好的学术研究能力、扎实的书法实践技能铸成新时代的齐鲁书风。
齐鲁书风还离不开广泛的文化活动和传播。通过组织各类书法展览、讲座、比赛等活动,增强展览的文化定位和学术指向。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目前已成功举办如“泰山文艺奖”“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颜真卿奖全国书法作品展”“齐鲁青未了:山东省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以书法展览的形式,提高公众对书法艺术的兴趣和认知,还能为齐鲁书家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再加上利用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号等现代传播渠道,扩大齐鲁书风的影响力和受众范围,使传统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
在齐鲁书风快速发展的同时,需注重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传统书法艺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现代元素的引入则可以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书法作品,探索书法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制作数字化、互动性强的书法作品,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参与。公众对齐鲁书风与现代元素融合的接受度是衡量这一创新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意见反馈等方式,了解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背景的公众对这种融合的看法和态度。积极听取公众意见,不断调整和改进,确保齐鲁书风在传承中能够与时俱进,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分析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为齐鲁书风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例如,一些书法家通过跨界合作,将书法艺术与现代时尚、音乐、影视等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样的实践既拓宽了书法艺术的应用范围,又提升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
齐鲁书风的现代化和文化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发现。通过教育、文化活动、公众参与等多种途径,齐鲁书风能够在保留传统精华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揭示出书法文化转化发展规律性的命题。正视如今,日趋完善的齐鲁书风,根植于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依傍齐鲁地域文化优势,与新时代审美相得益彰,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展望未来,齐鲁书风将在更多领域和更广泛的受众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索现代化进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规律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见证了积厚流广的齐鲁书风不再是简单的地域书风研究,而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发展方略,探讨齐鲁书风的成因及其发展。无论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刻画符号还到当代齐鲁书家的创新实践,齐鲁书风始终与时代共进,它不仅传承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还通过不断地创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齐鲁书风通过持续的创新实践和广泛的文化传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找到了书法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真正理解好齐鲁书风,故我们能在书法实践中可以获得新鲜和别致的启示,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齐鲁书风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的重要力量。
朱烁(1998-),男,韩国新罗大学博士。2023年硕士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导师孟鸿声教授,研究方向:书法篆刻艺术。书法作品入展全国及省级展览十余次,论文发表于《书法报》《荣宝斋》《大学书法》以及韩国KCI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