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竞体育周利生 周强：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摘要：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顾问鲍罗廷与中国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改组中国、建立黄埔军校、中苏协定谈判、处置“商团事件”、“整理党务案”出台、筹组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军北伐之发起、省港大善后、迁都之争、收回汉口英租界、恢复党权运动等诸多事件，鲍罗廷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其中，对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侧重于两人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情况；【如孙善根：《鲍罗廷与1927年初的反蒋斗争》，《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吴珍美：《析1927年前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争斗》，《史林》2006年第1期；黄家猛：《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4期；陈红民、夏思：《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十三》，《世纪》2013年第2期，等等。】也有学者分析了整个大时期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但未能充分利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资料；【如刘守仁：《析鲍罗廷倒蒋未遂之原因》，《唯实》1991年第2期；郭盈宏：《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殷育文：《鲍罗廷与蒋介石的较量》，《党史文苑》1996年第6期；段治文：《试论大时期鲍罗廷对蒋介石策略的双向发展》，《广会科学》1989年第3期；祁州：《鲍罗廷和蒋介石》，《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等等。】一些以鲍罗廷与中国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于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亦关注不多。【如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美］霍罗布尼奇：《鲍罗廷与中国》,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版；［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曾成贵：《弄潮：鲍罗廷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因此，中山舰事件前的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十月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为应对艰难局面，列宁一度将希望寄托于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他说：“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然而，十月影响之下所发生的中东欧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取得进一步的胜利。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致信列宁：“欧洲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也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荷］简M·米杰尔编：《托洛茨基文集1917—1922》第1卷，伦敦/巴黎1964年，第627页，转见［德］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国际与中国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党和统一战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页。】列宁也意识到这一状况，他在俄共（布）十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认为“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在西方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东方是明智的、必然的选择。1920年7月，国际二大明确认识到，“东方问题在最近必将起重大作用”【《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页。】。

　　在东方各国中，日本国内尚不具备爆发的直接条件，朝鲜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且国家太小，即使发生，影响也不会很大。相较而言，中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是苏俄的近邻，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重要基地，其一举一动影响到整个远东的形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对苏俄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无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政局混乱，派系林立，“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绪论》，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此背景下，俄共（布）中央局于1923年8月决定派鲍罗廷赴华，出任顾问。【《俄共（布）中央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3年8月2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5—266页。】

　　鲍罗廷到广州时，蒋介石却于1923年9月去了莫斯科，开始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对苏俄党务、政务和军事等方面的考察。其间，蒋介石表达了对苏俄的友好态度。在与俄共中央鲁祖塔克会见时，蒋介石认为俄共（布）是中国的“姐妹党”。【《巴拉诺夫斯基关于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82、283页。】在参加国际执委会会议时，蒋介石表达了是“世界的主要基地”、莫斯科是“世界的中心”等看法，并提出与结成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有代表团参加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30、332页。】离开莫斯科前夕，蒋介石进一步表示，“希望”苏俄、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有代表团参加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38页。】

　　正在中国开展工作的鲍罗廷从一开始就欣赏蒋介石。在1923年11月26日举行的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在鲍罗廷看来，蒋介石是一位值得信任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34页。】。蒋介石访俄归来不愿出任此职后，鲍罗廷还多次通过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加以催促。12月20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12月22日，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等致函蒋介石，转达鲍罗廷的意愿：“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务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搁来沪之期也。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12月26日，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等再次致函蒋介石：“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廖、汪、胡等的一再催促，反映出鲍罗廷对蒋介石抱有较高期望。

　　然而，鲍罗廷不了解的是，蒋介石内心深处对苏俄并无好感。他所表达的对苏俄的友好态度是属于礼节性的，所谓中国与苏联党是“姐妹党”之类的表白，不过是其外交辞令。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去苏俄之前，对苏俄是“同情的”，然而赴俄之后的“感想是失望的，感想之所以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访俄期间的私下场合，蒋介石就已经流露出对苏俄的不屑。11月24日，蒋介石在俄宴请友人时说道：“缺少中级人才，政府往往为下级所蔽，而一般自满、、轻信、迟疑。尤其最显著弊病，遇大事不能潜机观察，好逞客气，个人无定识，尚不能自立，况于国家乎。”【《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0页。】11月28日，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问题的决议》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描述亦充满对国际的蔑视：“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即季诺维也夫，时任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引者注），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1页。】

　　可是，鲍罗廷偏是按上述决议精神来起草一大宣言的。1924年1月4日，鲍罗廷在给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即《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问题的决议》，引者注）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1月4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95页。】一大宣言对三义的解释基本精神与国际决议完全一致。【参见周利生、王钰鑫：《国际与中国大关系再认识——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考察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237—242页。】鲍罗廷还大力发挥党员在改组中的作用。当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形成如下决议：“党员在加入以后应该反对老人对国动的错误理解”；“关于宣言（即一大宣言，引者注）问题，全体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43页。】1月18日，一大召开前两天，鲍罗廷主持召开党党团会议，再度说明党的任务是支持左派、反击：“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应该旨在巩固左派，尽可能使它更明朗，用自己的榜样推动它始终前进”；“必须警惕，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45页。】蒋介石对此显然不满，他于3月12日致函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对于鲍罗廷所倚重的中国党人，蒋介石则直称“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复廖仲恺书》（1924年3月12日)，广东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1页。】

　　前已指出，鲍罗廷力主蒋介石赴任黄埔军校。可是，蒋介石赴任不久即辞职离粤。几十年后蒋介石道出了缘由：“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份子携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为本党不能达成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任务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我的游俄观感》，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页。】

　　鲍罗廷不知蒋介石辞职之深层因素，以为真如其所说，是大本营禁烟督办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用所致，【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用，也确有其事。1924年2月25日，邓演达致廖仲恺、汪精卫电提及：“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蒋介石“可回其意”，即返回军校就职。“市侩垄断财权”，指的就是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用。同日，廖仲恺致胡汉民电也提及：“介石去，闻因西岩不给款。”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8页；《致胡汉民电》（1924年2月25日），《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5页。】因而依然大力支持蒋介石，强调“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给予支持”【彭建华：《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第22页。】，并多次请求苏联方面给予黄埔军校军事物资援助。【如1925年8月23日，鲍罗廷致电莫斯科：“速购军用飞机六架，并派航空员及机械师十人，赶速雇船装载为要。此间现无一人航空员及机械员，请速由海参崴派来汇上应需款项，并作电费十万之款，业已收到否。”同日又发电一封：“请将一八八七年及一八八八年制克鲁伯式一五，二一，二四生的米突口径攻城大炮，火药五○○普得送来广东为要。”《苏联大使馆接鲍罗廷来电请拨航空员并购飞机》（1925年8月23日）、《苏联大使馆接鲍罗廷来电请接济军用品》（1925年8月23日），孙武霞、许俊基编：《国际与中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7页。】孙中山在蒋介石辞职函中批示“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给赵士觐的指令》（1924年2月2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7页。】，并致电蒋介石称“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致蒋中正电》（1924年2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26页。】由此，蒋介石方再度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

　　蒋介石深知，孙中山联俄联共大政方针已定，凭己之喜好显然无法改变大势之所趋；鲍罗廷示好于己，自己又确需苏俄的援助；党在国共合作之初也似乎在一心一意地做国民的工作，并未明显地打出主义的旗号。考虑到这些，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的蒋介石表现出一副亲近鲍罗廷的模样，以“左”的色彩示人。比如，鲍罗廷力图把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思想引入黄埔的建校、建军原则，提出“把工作人员派往军队”【《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77页。】。在与孙中山的首次交谈中，鲍罗廷向孙中山介绍了军队中的建设情况，并告诉孙中山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65页。】蒋介石则非常配合鲍罗廷，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工作制度。曾任军校部代主任的包惠僧说：“蒋介石视事之初倒装成很进步的样子，他对苏俄顾问很虚心，对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在广州的苏俄顾问对蒋介石也有此印象：“蒋介石了解封建军阀军队的弱点，这些军队缺乏基础。当他的团队开始整编时，他同意组织部和设置党代表。团队的工作使这些团迅速地比广州军队的其他各部队高出一头。”【［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为了加强教育，蒋介石还多次邀请鲍罗廷到黄埔军校演讲。曾任黄埔军校部秘书兼教官、黄埔军校《军事月刊》社编辑主任的聂荣臻回忆：“鲍罗庭经常做形势报告。”【《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宋希濂回忆，黄埔军校所邀请的给学员演讲的名人、要人中就有鲍罗廷。【《本校工作的历史发展》（1925年），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6月24日，蒋介石亲自陪同鲍罗廷到黄埔军校演讲。【鲍罗廷演讲内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9页。】演讲结束后，蒋介石对其演讲大加称颂，声称“有很大的印象，很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在中，“他们党员个个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实在是他成功的最大要素”，这就是中国的成效“不能与相同”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5页。】6月29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说明党员活动的方式及其成效”时再次表示：“党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却不单为自己谋幸福，权利便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9、210页。】蒋介石还多次公开孙中山给他的手谕：“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纪念宴会演讲辞》（1925年12月11日），文砥：《蒋介石的工作》，太平洋书店1926年版，第56—57页。】诸如此类举动，无疑给鲍罗廷留下良好印象。如此一来，鲍罗廷“侧重扶植黄埔”，“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3页。】，就不足为奇了。

　　黄埔军校创建不久，即发生“商团事件”。应对处置该事件，是蒋介石进入核心权力圈的一个契机。这其中，鲍罗廷起了重要作用。

　　广州商团本是广州商人以“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为宗旨的自卫组织。由于商团势力的扩张以及英国方面的暗中支持，商团渐与广州政府形成对抗之势。尤其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担任商团团长后，这种情形更加明显。商团挑战广东的，称“联俄”是“引蛇入宅”，“联共”是“广东”，“扶助农工政策是挑起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恶感来坐收渔人之利”。【陈骏千、陈果：《佛山商团见闻》，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发行，1965年版，第99页。】1924年5月，商团甚至迫使政府收回成命，取消抽铺底税款以开办平民学校和医院的“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步意国墨索连呢之后尘”，“推翻政府，自为督军”。【《广州扣械潮之扩大》，《申报》1924年8月26日，第3版；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第2卷，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版，第51页。】鲍罗廷意识到，广州商团“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一旦政权落入商团手中，就等于“把政权交给了香港（指英帝国主义，引者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03页。】。

　　不仅如此，鲍罗廷还意识到，面对气焰日盛的商团，“不是广东所有人都拥护”对商团采取果断措施，“在中有一派认为，应该帮助商人”。【《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03页。】例如，鲍罗廷认为胡汉民就是“反对同商人作斗争和千方百计阻止进行这场斗争的人之一”【《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06页。】。针对这一复杂局面，鲍罗廷建议成立委员会，行使紧急权力。10月9日，鲍罗廷赴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商议委员会人选。据当天蒋介石写给孙中山的信函显示，鲍罗廷力主蒋介石加入委员会的同时，“甚不愿展堂（指胡汉民，引者注）与季新（指汪精卫，引者注）加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鲍罗廷的这一提议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非学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由此可见，鲍罗廷排斥胡汉民和汪精卫的理由之一，便是其二人观念与理念不合拍，而这正是鲍罗廷看中蒋介石之处。

　　10月11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和《给委员会委员的命令》，“聘任鲍罗庭为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指孙中山，引者注）缺席时得有表决权”，要求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给委员会委员的命令》（1924年10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2页。】随后，委员会内成立常务委员会，由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组成。其间，孙中山两次致电时任广东省长的胡汉民，要求“将政府全权付托于委员会……切勿犹豫”，“各军既觉悟纵容商团之非，着令一致服从委员会命令，不得再事犹豫”。【《致胡汉民电》（1924年10月12日）、《复胡汉民电》（1924年10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5、181页。】10月14日，孙中山发布平定商团手令，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统帅黄埔军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等，“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孙中山平定商团手令》（1924年10月14日），《黄埔军校史料》，第239页。】。鲍罗廷提出联合各种力量商团叛乱的计划，要求所有军队在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活动。【《鲍罗廷在中国活动纪要》（1923—1927年），《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98页。】当晚，经过数小时激战，商团军纷纷溃散，缴械投降。

　　在“商团事件”中，蒋介石从单纯的黄埔军校校长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委员会成员，且在其中负主要责任，其声望和地位无疑大大提升。这些均与鲍罗廷不无关系。

　　孙中山逝世后，活动加剧。廖仲恺作为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必然招致分子的忌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袭身亡。事发当天，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合会议，议决组织特别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组成，“授以、军事及一切全权，应付时局”【［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263页。1934年，胡汉民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称：“廖案”发生当日，鲍罗廷提议“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廷提出汪精卫、许祟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的党部、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转见《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蒋介石再次被鲍罗廷推至重要地位。随后，粤军被改组为国民军，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下辖第一、第二师和由一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三师。粤军改组表明，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日益巩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地位大为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先是握有军事大权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赶离广州去往上海，后是上拥有雄厚资本的胡汉民远赴苏联。对于这一变故，周恩来1943年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的关系》的报告中称，蒋介石“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表示，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周恩来所称蒋介石之争权，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仅凭借蒋介石在当时的权力、地位，难有此番作为。而鲍罗廷与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于驱离许崇智，鲍罗廷的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廖案”发生时，身为特别委员会三委员之一的许崇智出于私利，庇护与“廖案”有直接牵连的部属梁鸿楷。许崇智表示：“梁鸿楷正扮演着一个反角色，他靠不住。但他是我的老朋友，不能动他。”【［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263页。】对此，鲍罗廷予以坚决反对：“梁鸿楷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指刺杀廖仲恺，引者注），这是众所周知的，梁鸿楷出席的一些作出必然干掉廖仲恺的决定的会议也是众所周知的。当廖仲恺被害，需要对参与反廖仲恺阴谋的那个部队采取行动时，许崇智却拒绝执行”，“如果我们不除掉最终同意逮捕梁鸿楷的许崇智，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11、112页。】蒋介石认为许崇智“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指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引者注）之发展”【《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21页。】，这显然不能为蒋介石所容忍。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致函许崇智，指斥其贻误军政致“军队之散漫”，假公济私“饱私囊图己利”，“百计以图推到”孙中山苦心孤诣缔造而成的中央银行，用人不当致“害党叛国”、酿成“廖案”等四大“不能辞其咎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25—428页。】当晚，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下令全城戒严；次日，蒋介石派军包围许崇智住宅，并逮捕其部属梁鸿楷，将粤军第三师郑润琦以及许济、莫雄两旅缴械，许崇智离粤赴沪。许崇智离粤后，鲍罗廷颇为自得地表示：“许崇智离去没有引起任何居民团体和个人的，好像他不曾存在一样。我恰恰预料到了这一点。”【《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13页。】

　　作为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广东省长的胡汉民，被孙中山指定代行大元帅职权，一批分子“每为胡之马首是瞻”【罗翼群：《廖案感旧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9页。】，其野心自然不小。孙中山北上后，“剩下的”“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其中最活跃的自要算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东的代帅兼省长胡汉民”。【伍豪（周恩来）：《中山北上后之广东》，《向导》第98期（1925年1月7日），第822页。】胡汉民之弟胡毅生是“廖案”主谋之一，胡汉民本人自然难辞其咎。鲍罗廷坚持“在驱逐许崇智的同时还不得不摆脱胡汉民”，认为胡汉民与“廖案”“毕竟有关系”，“所以决定把他赶出一切机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13、115—116页。】这一举动更深层的原由是，鲍罗廷发现胡汉民对联俄政策有异议，在与其信徒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在许多方面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口号相似的口号”。【《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14页。】根据鲍罗廷的提议，特别委员会决议派胡汉民赴俄。9月23日，胡汉民离开广州，北上苏联。

　　随着许崇智、胡汉民的离去，鲍罗廷表示：“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16页。】

　　不过，鲍罗廷主导的上述行动遭到国际的反对。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瓦西里耶夫批评鲍罗廷“迄今为止一直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拉斯科尔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摘录）》（1925年12月14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744页。】，“胡汉民事件以及随后强行撤销活动家的职务，解除许崇智的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10月4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704页。】。内部也酝酿着一股反对鲍罗廷的情绪。1925年11月，邹鲁、林森、谢持等分子召开所谓的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顾问鲍罗廷解雇案》，指责鲍罗廷“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25年11月23日），荣孟源：《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蒋介石自然支持鲍罗廷。他虽不便对莫斯科方面表示不同意见，但对派进行了反击。蒋介石一方面抨击派“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之大业”；另一方面为鲍罗廷辩解：“鲍罗庭同志之为顾问，为总理所特请。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庭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真理，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此不独鲍顾问为然，而鲍顾问固亦如是。廖案未发生以后，重要事件由特别委员会办理，中正即为特别委员之一……更何得‘听鲍一人专断’!”【《忠告本党同志》（1926年1月），陈以沛等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397、399—400页。】

　　无论如何，事情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二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二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其又当选为中央。这意味着，继掌握的军权后，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亦大大提高。同时，鲍罗廷对蒋介石的信任度也继续提升。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共中央局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广州工作情况时，将蒋介石描述为“孙逸仙最杰出的信徒”【《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99页。】。

　　众所周知，被鲍罗廷视为“孙逸仙最杰出的信徒”的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一场使顾问们“有如青天霹雳”的中山舰事件。其时，蒋介石宣布戒严、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包围省港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住地缴其卫队枪械等举动，终于使鲍罗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三二○事件’表明，蒋介石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鲍罗廷加拉罕的信（摘录）》（1926年5月30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81页。】在其后的国民政府迁都、迎汪复职等重大事件中，羽毛已丰的蒋介石并未把鲍罗廷放在眼中，鲍、蒋二人的矛盾越积越深。蒋介石认定，“鲍等限制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恶夫”【《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69页。】。鲍罗廷则毫不隐瞒“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90页。】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发布的《国民政府通缉党首要令》中，将鲍罗廷列为第一号通缉犯，这是鲍罗廷始料未及的。

　　从历史大背景看，蒋介石之所以能与鲍罗廷建立起至少表面上互相信任的关系，与十月后苏俄的东方战略有密切关系。1920年召开的国际二大认为“东方问题在最近必将起重大作用”，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在莫斯科看来，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派。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党与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第一条明确：“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集团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党与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36页。】鲍罗廷同样持此看法：“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1923年10月18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页。】因此，与建立合作关系，成为俄共（布）及国际的重要事项，也成为鲍罗廷来华的主要任务。鲍罗廷之所以选择蒋介石作为扶持的对象，与蒋介石善于伪装有关，原本对苏俄及国际缺乏好感的蒋介石，却装出了一副友善之态。鲍罗廷从廖仲恺处得知，蒋介石对苏俄很同情，苏俄给蒋介石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线日），《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82页。】

　　然而，蒋介石及其所在的，在意识形态上毕竟与俄共（布）、国际有着重大区别。具体到中国大的实践中，与党之间存有明显的理念差异，陈独秀在建党之初即向莫斯科反映过这一点，即“党与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及青年团加入》（1922年4月6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在党看来，持有依赖列强的旧观念，这恰是一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中国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77页。】。随着大的深入推进，统治集团沦为“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布尔塞维克》第1期（1927年10月24日），第2版。】，“变为工农和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中国党为蒋介石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70页。】。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鲍罗廷、蒋介石的反目自然不可避免。

　　作者简介：周利生，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周强，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