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竞体育玉米传奇：清朝官府曾打压饥馑岁月挺脊梁世界粮榜占鳌头

　　“玉蜀黍，俗名苞谷，于深山之中广有产出，贫民多以此替代米麦。” 玉米自起始之际，便被视作穷人的 “救命粮”。

　　嘉庆十八年《平定剿匪纪略》卷 38 载：“查南山匪徒起衅根由，…… 多系川楚等省贫民，或孤身前往，或携家眷而来，开垦荒山，种植包谷杂粮；其距兴安、汉中相近者，借水运贩卖。”

　　道光年间，安徽徽州府官员上奏：“棚民私行开垦，种植苞谷，…… 此棚匪成群结队，实乃地方之患。”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宣平县志》称：“玉米，…… 每百斤可磨粉九十五斤，贫民借此充作日粮”；清末光绪年间，常山县亦是 “深山穷谷专种包粟以度一年之粮。”

　　清代康熙、雍正之后，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据考证，清朝建国之初，全国人口约在六、七千万上下，历经数十年的安抚、休养生息，人口涨至一亿二、三千万。

　　自 17 世纪后期起的百余年间，正值清代所谓太平盛世，人口日益繁盛，至 18 世纪末，全国人口已然突破三亿大关。人口的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压力，于是众多农民纷纷前往山区垦殖。

　　玉米特别适宜在山地、山地种植，清人郭云陛在《救荒简易书·救荒土宜》里谈到：“黄子包谷宜种沙地。黄子包谷沙地能成，若于立夏断风前五日种之，则苗不为沙所打，而能早熟。

　　据估计，清代北方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耕地，比不种玉米的耕地，可增产23.75%;南方则是28.33%。同大米等粮食品种相比，玉米还耐饥，时人有“大米不耐饥，苞米能果腹”之语。

　　嘉庆二十年（1815 年）《宁国府志》记载：“苞芦，流民赁屋种植苞芦，妨碍河道，嘉庆十二年奉旨查禁。” 道光三十年（1850 年），汪元方称浙江西部各属山区，有外地流民 “棚居山中，开种芭谷，引类呼棚，蔓延日众”，致使 “每遇大雨，泥沙俱下。”

　　为打压农民的种植权益，官员们在奏折中写道：“…… 去秋包谷青空，廉谷、荞麦收成共有五分以上。力田之家尚堪自给，惟粮价高昂，各厂不能多养工人，佣工者无可营生，且知向来办账外来游民不入户册者例不给颁，遂起意抢夺，无业游民纷纷附和，以致聚集人众，竟敢抗拒官兵。”

　　透过此短短几百字的奏折，可窥得因百姓种植玉米，遭官府与豪强联手打压多年，终至无奈啸聚山林的往昔。

　　追根溯源，玉米种植粗放，价格低廉，“扰乱了” 粮食市场的价格，粮商无利可图，官员们又怎得分账？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份奏折：“我等阖邑居民，于嘉庆七年间呈请县府，通详严禁，饬县驱逐。该匪等抗断不遵，串通本地匪类，捏写租票，勒索退价。我等屡经赴上司各衙门具控，俱批令将山场封禁，毋许棚匪一名藏匿。而本县以棚匪众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安。”“数载以来，骚扰不安。”

　　道光四年（1824 年），两江总督陶湖因安徽休宁县 “書民” 程元通等的申控，限定当地垦山棚民于租期年满后，“退山回籍，其年限已满并未载明年限而承种已逾十年者，再种二年退回；如年限未满业主情愿还租及诉讼到官，纺退租价，按年分摊；如置有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与土著无异，应令入籍。”

　　清史记载：棚民退山后，不得仍种包芦，改种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泻。如仍有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业私业，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

　　表面观之，清政府担忧流民聚集山区，会对统治构成威胁。明了否？皇帝最为忌惮者为何？自是影响统治！于是，乡绅恳请官府上奏天子，进山剿匪，夺得田地后再分账。说白了，便是当地豪强见山区开垦出诸多良田，撺掇 “郑必昌、何茂才” 之辈上演一出类似 “改稻为桑” 的闹剧。他们甚至无需使出 “毁堤淹田” 这般愚笨手段，径直将山区百姓 “棚民” 划归 “山匪” 即可。

　　清朝后期，人口愈发增多，粮食愈发匮乏。贫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引发了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对民间的掌控力日益衰弱，禁止玉米种植之事遂无人再提。

　　光绪十九年，《奉节县志》记：“苞谷往昔禁绝…… 今则漫山遍野皆有栽种，农民之食全仗于此矣。”

　　光绪末年，“小麦、苞谷，民间种植极为繁盛，皆为大宗出产。” 宣统三年，玉米、小麦、红薯已然成为全国的主要粮食农作物。

　　它陪伴着苦难的中国熬过丁戌奇荒1987，挺过 1888 大饥荒，渡过 1920五省大干旱，挨过 1931江淮水灾、熬过河南 1942大灾荒。

　　它那宛如信笺的苞叶，写满了岁月的沧桑痕迹。剥开一片褶皱纵横的苞衣，那金黄璀璨与清甜甘美，能够润泽一条饥肠辘辘的生命。